对干部参与入股煤矿问题的几点思考

思考二、惩治机制不完善 　　官员为什么敢于参与入股投资煤矿呢？这应该从我们的机制上去思考。我们都知道，以他人名义（包括妻子、子女、亲戚、朋友等等）入股煤矿是领导干部参与投资煤矿的共同特点，也是最明显的特点，由于领导干部最了解国家政策，因此他们当然知道怎样做才不至于受牵连，所以他们必然要找到可以使自己开脱的借口，而正是由于他们知道即使参与了这种违规违纪的商业投资，最多也就是个处分而已，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却是非常丰厚的，因此他们才敢于利用权力换取利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领导干部参与投资煤矿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惩罚机制的失灵，报应机制的失灵，这才是需要我们反思的。成本跟收益的比较决定着当事官员的进退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官煤勾结的成本，远远超出官煤勾结的收益，稍不留神不仅要丢乌纱帽，更要倾家荡产，万劫不复。如果能有这样的惩罚机制和报应机制，还有多少当事官员敢顶风而上以身试法？尽管看起来这有些过分，但是我们设想一下那些在矿难中丧生的无数的矿工，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无辜的孩子，就会看到他们所获得的巨额财富，正是这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，因此对于官员参与投资煤矿的，必须让他们直到什么是代价，代价有多大，甚至代价是他们不可承受的，从而培养他们为官清正廉洁， 　　遵纪守法。我们为什么迟迟建立不起一个正常的惩罚机制和报应机制？为什么始终罚不当罪？这就不能不谈到执法诚信问题了。执法权威来源于执法诚信，如果有罪必罚，罚必当罪，执法权威还愁建立不起来吗？还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吗？执法权威之被视若无物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执法对象的刁蛮。执法对象的刁蛮本是事实，但这种刁蛮并非先天就有，而不过是后天习得的，是客观现实训练出来的；换言之，是有罪不罚、罚不当罪的客观现实训练出来的。我们不主张酷刑，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用严格的制度来约束一些胆大妄为之人。“不是我无能，是敌人太狡猾。”类似这样的托词在今天已徒具喜剧效应而根本无以服人。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堪为危机，问题出在执法者，问题更出在执法过程中各种领导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上。如果在执法中我们的独立性可以贯彻始终，不受干扰，不受无形的威胁和上级的无形的“领导意图”的影响，那我们的行动怎么会不起作用，我们的政策制度怎么约束不了那些敢于钻煤矿的缝隙而“入股”的官员呢？　　多数执法，我们只是局限于一种表演式的执法，因为它是给人看的，而不是实际的，所以它只是形式上，因此这种执法也不可能有任何威慑力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表演式的执法呢？根本原因在于个别官员已经成为那些看客的导演，而正是看客出资才让他们成为导演，因为有了他导演的剧目，所以它才可以以此作为所谓的政绩走向更高的权力阶层，再次导演更为出色的剧目了。 思考三、社会消费心态误导和社会浮躁心理的影响 　　首先，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比较浮躁。身在其中的一些官员也一样。他们不喜欢做事情干实事，就喜欢和别人攀比，你出入什么场合，住什么房子，座什么车，权力多大，我就要和你一样。你家婚丧嫁娶的场面多大，我一定要超过你。总之无论在那方面，我一定不能比你差。但是这一切都需要“钱”呐，怎么办？两个字，“赚”“换”。用权力换，用身份赚。所以只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这种短平快的治富方式上来了。 　　另外，社会作为一个大家庭，有他的经济来源和他的支出。而我们每个人，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，也同样有着我们个体的收入和支出。但是当周围的人们走向富裕时或者暴富时（尤其在这些资源富足区域），地方父母官们却比较清贫；当周围人人买房买车时，这些官员也在想：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为了改变目前的状态，他们需要更多的“实际利益”。恰巧这时，一些敢于投资官场的商人就投其所好，我给你房子，车子，甚至于女人和一切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别人送的，又不是抢的，不要白不要！当然要了也不白要，俗话说 “拿人的手软、吃人的嘴短”，当部分政府官员既拿了人家的又吃了人家的时候，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补偿这个“人情”。如此演变，以权私、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。当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后，他们本应该富有了，但是他们却显得更穷了，因为他们感觉到需要的东西太多了，什么名牌东西，豪华住宅，各地置办房产，相应的奢侈品如名贵手表、首饰、古董、艺术品等等等等，只要是别人有的，我就需要，只要是可以显示我身份特殊的，我就不拒绝。这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持，仅仅靠工资待遇怎么可以维持他们的高消费呢?这就为他们参与暴利行业捞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机。 （编辑：王旭芹）